法度与人心
人，才是制度的尺度
文/夏丽柠
我们民间办事，总喜欢说一句话：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其中，暗含着人是可以打破制度，为所欲为的意思。毕竟，法律、制度是人定的。
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哲人普罗泰戈拉说，人是万物的尺度。人是以自我感觉为中心去理解事物的。所谓法度，无论制定还是执行，都由人来把握。人，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法度的中心。
上下五千年，中华文明中的法度从来没有孤立存在过，始终有人的身影，有人心的温度，影响着历史进程。那么，历史中人与法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的《法度与人心：帝制时期的人与制度的互动》，就是一本要将这个问题讲清楚的书。
历史学者张宏杰说，如果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那么先得有个小姑娘。张宏杰提出的是一个历史到底有没有真相的问题。倘若按作家马未都的说法，即是“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残存一个道理。”然而，张宏杰与澳门大学茅海建教授都认为，历史当然有真相。只不过，有些历史在真相的基础上被扭曲了。可见，人在历史中的作用，何其重要。
在前言中，赵冬梅说，传统的写史方法是以时间为线索，重点书写大事件与人和制度。但本书换了一种思路，“集中关注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，对当今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要素，并以这些要素为线索，换一种方法讲故事。”
与事件、人物相比，政治制度，是赵冬梅在本书中最为关注的。人与制度的纠缠互动，是本书的第一线索。历史文化，尤其是政治文化，是第二个关注点。透过历史文化，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性格。
赵冬梅说，“从制度演变看政治得失，说的是国家的故事;从历史文化看民族性格，说的是群体的故事。”这就是本书要讲的两个故事。可这本书真正带来的价值是，帮助群体理解和认知过去。这对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与民族尤显珍贵，也恰好契合了历史学的价值。
从空间上来说，地理中国是个幅员辽阔、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。从时间上来说，华夏民族不仅有司马迁的统一时间，还遵从天干地支的计时法，甚至还有“年号”这样的政治计时法，这些都是得到民族认同的群体记忆。因此，看中国历史，一定要从一个连续的、从未间断的中国的角度来看。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都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。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，在我国，民族融合，文化共通的生活方式比民族主义更具有根本性。
说到国家故事，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变化。赵冬梅以“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”作为本书上篇的题目。显然，典章经制的好坏，是否合理，个体与群体是否接受，感受舒适与否，关乎国家命运。中国四千年历史，以汉唐、宋元明清诸个大帝国为例，他们在政治制度上以承接为主，局部改革为辅。帝制的特点是，以皇权为中心，调动中央与地方的能力执行各项工作，解决各种问题，以期达到统治延续。
赵冬梅是宋史学者，书中举得多而详细的事件，大部分来自宋代。比如为了保证皇权的安全，地方与中央常常会发生矛盾，造成宰相独揽大权，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。但在宋朝，开创了中国式的“三权分立”：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，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，三司管财政。这三个岗位都单独向皇帝汇报。“分权制衡”是宋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管理制度的创新。因此，典章经制的作用，不仅包括处理皇权矛盾，中央与地方的管理矛盾，还包括官员的任用与选拔，以及利益分配。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进行管理，好的制度，都要符合公共道德伦理。赵冬梅如是说。
下篇“王朝政治省思”，讲的是中华历史文化记忆。中国的政治统一长期延续，主要功绩来自于文化的不断整合。从天人感应、孝忠两全到道德至上，这些情感共鸣都是帝国上下共同接受的。以现代观念来看，《二十四孝》的故事根本不对，愚忠才是大错特错的事情，所谓的道德至上是不是修史时篡改或是刻意隐瞒真相，替帝王遮丑的理由呢？这是我们对王朝政治应有的思考和反省。
其实，在普通民众统一文化认知背后，依然存在着主流政治文化的变迁。这些变化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兴亡。仍然以北宋为例，宋神宗庇护下的王安石变法终将北宋的最后一点政治资本耗尽。可在当时，谁又能想到，宋神宗的悲剧早在宋仁宗无子嗣，将帝位传给养子英宗时，就埋下了呢？宽容的政治未必就一定能长久，但政治的残暴化，必然使帝国走向灭亡。大明帝国就是实例。
赵冬梅为本书写结语非常好，历史并不永远向前。中国帝制政治文化，从宋代的高点慢慢回落，直到1911年的到来。所谓帝制，并非帝王一个人的制度。它需要君臣、百姓，天下苍生的配合，需要集体的力量。人，才是制度的核心。人，才是制度的尺度。忽略了人心、人性，历史也能倒退，帝国也会灭亡。
